2026-06-28 21: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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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得更多並不總是解決辦法呢？
人們很容易想出一些巧妙的方法來應對壓力過大的問題——但這可能正是問題所在。

一個根據我的Instagram動態，我做得還不夠。花錢不夠，說得不夠，照顧得不夠。我對此深信不疑。這讓我產生了一種我並不引以為傲的非理性：一天下午，在蒙面男子從家中擄走平民的截圖、健康博主們鼓吹“抗創傷”髖部拉伸的視頻，以及偽裝成流行梗圖的政治行動宣傳輪播之間，我突然收到一條定向廣告，推銷一款名為「別跟我談人工智慧，否則我就會自殺」的鉤針編織圖案；儘管我這輩子從未鉤過任何東西，但我還是忍不住開始搜尋材料……為了避免支持任何大型的、迎合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理念的企業，我選擇了在Etsy上購買。

這種普遍的壓力令人難以承受，不僅在社交媒體上，而且在整個更廣泛的文化中都能感受到：從科技末日到髖關節僵硬，當今最緊迫的問題只能通過盡可能多地在一天內完成事情來解決。

如何在政治參與和精神平靜之間取得平衡，是我這一代面臨的最大、最抽象的挑戰之一。但心理學研究表明，「多多益善」的方法可能並非最有效。然而，研究發現，當面對一個問題——或同時面對多個問題——人類的思維自然而然地傾向於透過增加新的元素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減少現有的元素。例如，為了緩解倦怠，大多數人會選擇在日程表上增加一個小時的冥想課程，而不是取消一項壓力大但優先順序低的任務。他們會購買昂貴的助眠產品來改善睡眠，而不是減少下班後的電腦使用時間。為了防止食物浪費，他們會選擇在TikTok上搜尋複雜的剩菜食譜，而不是克制住過度購買易腐食品的衝動。

這種追求極致的傾向稱為「加法偏差」。生活在高度消費主義社會中的我們，尤其是那些被鼓勵在網路上與他人比較的社群媒體用戶，可能更容易受到這種心態的影響，而諷刺的是，這種心態反而會削弱解決問題的能力。

根據戴安娜權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報道，人們通常更容易對減法式解決方案提出異議，而不是對加法式解決方案。當遇到問題時，我們傾向於“投入更多資源、制定更多規則、養成更多習慣並承擔更多責任”，而不是更平衡地評估各種方案，這反而會阻礙甚至惡化我們試圖解決的問題。研究表明，如果問題解決者處於「認知負荷較高」的狀態，例如他們有很多事情要考慮（例如準備健康晚餐、工作截止日期、全球戰爭罪行），這種影響會更加顯著。


發表在《傳播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包含2025項研究的合集，探討了心理健康問題的加性療法與減性療法，發現參與者更傾向於推薦加性療法，例如冥想和鍛煉，而非減性療法（例如戒菸和限制飲酒）。他們還認為加性療法更“可行且有效”，即使更簡單有效的解決方法來自相反的方法。研究人員發現，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往往更傾向於加性療法。就連ChatGPT的建議也偏向加性療法，即使這些療法並非最適合用戶，它也會迅速且自信地推薦。此外，參與者更傾向於接受加性心理健康建議，並將其推薦給陌生人；他們自然而然會向親密朋友推薦減性療法。

研究作者總結道：“這種偏見有可能造成一種社會氛圍，在這種氛圍下，我們互相勸告要做得更多。在一個我們已經感覺時間不夠用、事情太多的世界裡，我們感覺必須做得更多才能應對生活中的悲傷和焦慮……這可能會讓我們更加不堪重負。”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巴斯大學心理學系的湯姆·巴里博士總結道，雖然人們確實認識到從生活中去除有害或不必要的因素的價值，但這並非他們的本能反應。 「儘管出發點是好的，但這可能會無意中讓心理健康感覺像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瑣事，」他說。 “好的建議應該在多做和少做之間取得平衡。”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想法也適用於政治行動。如果我當初能冷靜下來，更認真地評估一下我的選擇，我花在購買一套永遠不會用的反人工智慧鉤針編織工具包上的時間和金錢，是不是就能更好地利用它們了？我們如何才能更好地運用我們對「減法解決方案」的理解來服務我們的價值觀？我會給一位摯友什麼建議？

在撰寫《魔法過度思考的時代》一書時，我曾與心理治療師琳達·桑德維爾探討如何運用「激進想像」的理念——如何在快節奏且往往充滿悲觀情緒的數位時代，培養對更公平未來的願景。桑德維爾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種「減法」方法。她告訴我，她會定期留出一些完全不接觸任何媒體的時間──不上網，不看電視，也不看新聞。

「很難同時兼顧消費和創造，」她解釋道。 「如果你珍惜任何形式的創造力——我指的不僅僅是藝術——那就讓你的大腦從消費中休息一下，因為這能讓你有空間去消化你所學到的一切。」桑德維爾說，我們必須有意識地給自己留出這樣的空間，因為歸根結底，我們的本能會引導我們走向消費，而不是遠離它。 「問問自己，怎樣才能減少工作量，從而更有創造力，更有影響力，」她說。 “怎樣才能把精力投入到對你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阿曼達·蒙特爾是《魔法過度思考的時代：現代非理性筆記》（Atria 出版社）的作者。